编者按：古蜀新都邑，现代智造城。新都区地处四川省成都市城市发展北中轴线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为古蜀国“三都”之一，素有“天府膏腴、川西碧玉”美誉，是成德绵经济带重要节点、“蓉欧快铁”和“南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成都市开启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宏伟篇章，新都区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的基础工作，着眼群众现实需求，聚焦难点痛点，精准对靶施策，探索由传统型的管理经验转向人本型的治理路径，实现了“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新都特色的创新路径，为幸福美好生活构建现代治理范式。

新都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城区东北部，建治于春秋末期，距今已有2800余年历史，于2001年撤县建区，2017年被纳入成都市中心城区。新都区辖区面积496平方公里，辖7个街道、2个镇，105个社区、79个村。同成都市其他中心城区不同，新都区具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特征，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变迁最快、社会流动性最强、社会形态多元复杂的一类典型。 

作为成都的北大门，新都区成为中心城区后，在向都市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大量人口向新都集聚，社会治理面临诸多风险压力和严峻挑战，城市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呈现出人口高集聚性、要素高流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社区这个社会治理基本单元体现得尤为突出。

针对上述治理情境，新都区明确了“穿透式”治理理念，探索对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三类关键要素的撬动。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政社互动”密织组织网络，在区级统筹下，做强纵横协同的治理网，夯实全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基础；二是对“治理资源”的分类突破与互嵌整合，以“穿透”策略形成“多元一体”的治理资源库，形成各类资源的互嵌连接；三是拓展形成“平战转换”的融合治理模式，以疫情防控为契机，探索形成常规性治理与动员性治理之间“平战转换”。新都区通过对三个关键领域的重点发力，“穿透”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成为这座超大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关键抓手，让“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不断走深走实。

党建引领，构建政社互动纵横协同的“治理网”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社区是联系群众的最基层的单位。新都区坚持“小阵地大党建、小平台大服务、小社区大社会”“三小三大”理念，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深化体制改革，构建多方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打破条条块块只“自转”不“公转”的传统格局，变“条块分割”为“纵合横连”，努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党建有力统领，政社良性互动。

理顺一贯到底的纵向机制，将管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米”。新都区纵向夯实“三级党组织+三级网格”的基层治理链条，建立起区、街道、社区三级党组织为主轴的基层治理主体架构，使各级党组织紧紧拧在一起、贯通起来、联动起来；建立总网格、一般网格、微网格三级网格体系，让基层网格这根“针”和百姓需求的千条“线”精准串连、高效对接，让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沉下去、活起来。

区级层面，重在形成统揽机制。新都区在区级层面成立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区重大政策研究、重大事项部署、重大改革落实。新都区成立专门机构——新都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作为领导和统筹社区发展治理的关键部门，把分散在20多个党政部门的职能、资源、政策等统筹起来，从体制上破解过去社区治理“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权责失衡、资源分散”的问题。

街镇层面，大胆改革并落实执行机构。新都区在镇（街道）层面推进“四个一”管理机制改革，根据区域人口增长情况和镇（街道）总体情况，调整社区发展办公室、社区治理办公室等机构设置，实现镇（街道）“一支队伍统管、一张网格统揽、一个平台统调、一套机制统筹”。

社区层面，重在推进“微网实格”。新都区分级设置社区总网格、一般网格、微网格三级网格化治理体系，1个社区即为1个总网格，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总网格长；每300～500户划分为一个一般网格，设专职网格员一名；每50户左右划分一个微网格，微网格员从党员、楼栋长、单元长、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等群体中选用，兼职开展工作，形成了“党建统领、平战一体、集成协同、精密智慧”的树状治理服务体系。

构建联动协同的横向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破圈”。新都区顺应新时代基层党建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聚焦破解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缺资源、缺平台、缺抓手等短板，在“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中有机植入区域化党建、社区协商等横向联动机制，打破了原来社区单维度管理、单方面服务的模式，以区域化党建联盟为平台“破圈”整合辖区资源，以建立社区协商机制为纽带“破圈”吸纳多方参与力量，拓展了社区治理平台吸纳的广度和合作的深度。

以社区协商为切入口，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针对社区协商“评价无标准、考核无体系、成效难量化”的短板，新都区创新设立“社区协商指数”，设置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形式、协商机制、协商成效、协商场域和协商保障等7个类别指标并以此统领22个要素指标，对社区协商内容、操作标准及程序形式进行严格规范，构建形成社区协商评价指标体系。在坚持村(居)民代表会、议事会等法定的协商议事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小区议事厅、“说说你的烦心事”坝坝会、幺店子茶话会等灵活多样的协商形式。开发社区协商智慧平台和微信小程序，社区居民可以直接扫码填报协商需求和建议事项，进入社区协商流程进行处置。通过开展社区协商，新都区共解决小区停车难、加装电梯等问题170余件，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以区域化党建为依托，构筑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针对现有区域化党建工作中显现出的“有成员但广度不够、有互动但频度不高、有合作但深度不足、有作用但成效不大”的短板，新都区加强全面统筹力度：向“上”形成“区—街—社”区域化党建三级联动，畅通共治体系；向“下”往网格、小区、楼栋延伸治理“触角”，通过“微网实格”把治理根系越扎越深；向“内”做好存量资源挖掘，建立“丰行侠”队伍让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充分融入基层治理；向“外”构建区域化党建品牌，成立“大港区党建联盟”扩大区域化党建“朋友圈”。现全区105个城镇社区党组织已与633个单位签订项目协议书，认领了包括医疗服务、法律服务、垃圾分类、儿童关爱、高龄老人探访等在内的1100多个公益项目，实现了党建组织“联”起来、党建力量“聚”起来、党建资源“用”起来、城市治理“动”起来。 

多方参与，聚合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新效能的“资源库”

加强资源整合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前提。新都区分主体、分策略“穿透”突破，探索治理资源的分类聚合模式：布局式聚合行政资源，健全社区综合体、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党群驿站社区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吸纳式聚合社会资源，通过成立社区基金会、社区微基金搭建社会力量参与路径；导引式聚合市场资源，成立社区企业提升造血能力。在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强化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合作，形成不同治理资源的叠加效应，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 

优化配置行政资源，建好“服务阵地”完善“服务供给”。新都区把社区综合体、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党群驿站三级服务载体，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服务居民的重要阵地。4年来，新（改）建党群服务中心74个，亲民化改造党群服务中心180个，变“办公柜台”为“服务吧台”，让群众走进社区有“回家”的感觉。利用小区闲置物管用房、架空层等公共空间建成居民小区党群驿站115个，社区、小区党组织在居民“家门口”提供公共服务、公益服务、生活服务3大类100余项便民利民服务，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居民家门口。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社区下沉，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扩大群众家门口的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供给。依托社区综合体等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构建社区15分钟生活圈。实施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建成日间照料中心196个，老年人助餐服务点17个，养老服务综合体1个，健全“一院一中心多站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塑造“公益精神”共创“温暖邻里”。在社区中有很多潜在的资源方，他们有心参与社区的发展，但苦于没有渠道。在此背景下，新都社区发展基金会应运而生。新都社区发展基金会成立以来，共募集捐赠款项100.98万元，累计捐赠186人次，组织实施“阳光陪伴”心智障碍者家长赋能计划、“未来社工”计划、“社区萌想家”计划等30余个社区治理项目，广泛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新都区搭建“香城时间交易所”志愿服务互助平台，推动养老、托幼、党群活动等服务“供需”对接，发挥党员志愿者、居民骨干示范带动作用，组建“妈妈家的味道”、“爱行动”能人工匠队等服务队伍427个，以多元服务满足群众需求。新都区还通过建立200万元小区治理专项基金，开展了“家门口”公益微创投行动，探索社区基金、时间银行志愿者积分和公益微创投项目的结合机制，撬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小区治理。

开拓聚合市场资源，激发“内生动力”增强“造血功能”。新都区通过“公益化+市场化”运营模式，紧盯当前社区服务中的难点、痛点、堵点，运用市场化方式整合资源，填补了当前社区服务的空缺和盲区，兼顾公益的同时，反哺社区发展，为社区发展治理注入源头活水。在桂湖街道桂中社区成立桂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商家”三方合作的模式，作为商圈服务供给补充，掌握桂湖商圈的商家基本数据、经营及用工信息，通过有限公司运作来整合社区、商圈、街区资源，促进社区和商圈的发展共生。 

“平战结合”，刚柔并济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新都区作为成都北面重要的人口吸纳地，呈现出社区大型化、人口流动化、诉求多元化的阶段性特征，增大了治理难度。尤其是2020年以来，疫情防控工作给社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精细化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平战结合”则是将社会治理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的应对之举。新都区通过筑牢“硬核底盘”、健全“柔性机制”，建立了一套刚柔并济的治理策略，在面对疫情防控或其他突发情况时，能做到更加游刃有余、事半功倍。 

新都区划小划细治理网格，以50户左右为单元，划分了10161个微网格，吸引小区党员、业委会成员、法律服务工作者、退休教师等12518人加入微网格队伍，实现“三小时内”网格全域动员和行动能力。

做详做实“数据库”。新都区聚焦“平战结合”，将全区400名疫情防控应急队员就地转化为“扫楼员”，利用晚上、周末时间逐楼、逐户采集复核人房基础信息，破解了过去小区数据不全、居民信息不准、治理单元过大等痛点。 

推动党员干部下沉。新都区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建立机关单位对口联系村（社区）常态化工作机制，61个单位党组织与184个村（社区）党组织实行“日常结对共建、战时下沉报到”。疫情发生后，各单位党组织迅速启动“平战转换”机制，动员党员干部精准下沉184个村（社区），组建防疫临时党组织180个，党员突击队9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256支，已累计下沉党员干部3241人次，全力投入核酸检测、人员核查、秩序维护、物资配送、政策宣传、扫码查验等工作。

“科学分类+精准施策”构建小区治理“柔性策略”。为适应当前社区多样化发展特点，新都区探索小区治理分类指导机制，经过几年实践，已形成房屋类型合理区分、治理难点清晰梳理、公共服务精准配置、社区资源有效对接的治理格局。

深入调研，精准划分小区类别。新都区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为小区“把脉画像”，根据居民居住特点、人群特征、经济结构、发展特质等因素，分析梳理主要特征和分类标准，将小区细化为商品房小区、单位家属小区、老旧小区、保障性住房小区、统规自建安置小区、拆迁统建安置小区、乡村集中居住区7种类型，在分类的基础上构建不同类型小区治理与服务的精细化模式。

因类施策，促进治理水平整体提升。在矛盾较多的商品房小区“建组织、促和谐”，通过党组织的引领健全纠纷调解机制，把握正确方向，重新凝聚人心；在保障性住房小区，“聚资源、优服务”，推动医疗服务、应急交通、政务办理等社区便民服务向小区延伸；在老旧小区“提硬件、强自治”，统筹衔接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居民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在物业问题突出的小区探索引入“信托制”物业试点，通过制度重构让社区与物业形成了开放互惠的“信义关系”，增强了小区内部良性循环，实现了业主利益和小区公共利益最大化，通过分类治理、精细治理，新都区基层治理效能得到大幅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