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30日至12月6日，“‘善治小区为Ta点赞’成都市城镇居民小区治理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在川观新闻客户端上线，汇总来自成都市委组织部、社治委等10多个部门以及23个区（市）县的优秀案例，在持续一周的群众“点赞”活动中获得220余万次“点赞”。

热度背后，是小区居民的热烈关注和积极参与。纵观成都各地，从相关职能部门到城乡居民小区，从党委政府主导到社会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既显现了治理的力度，又体现了变化的温度。细品案例，这些小区究竟如何推进治理？又有哪些“善治之道”？

理顺小区治理各方权责边界

在成都2万余个各类居民小区中，物业管理小区5000多个，居住人口占全市近一半。小区利益诉求纷繁复杂，居民各怀“心事”，业主与物业矛盾重重。

今年成都出台《关于深化和完善城镇居民小区治理的意见》，着力理顺政府、社会、居民在小区治理中的权责边界，统筹各方力量汇集到小区。

从小区各类问题出发，相关部门各司其职：成都市委组织部瞄准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向小区覆盖，确保2020年底，实现全市5464个城镇物业管理居民小区党的组织和工作100%覆盖；成都市住建局实施考核管理、信息公开、等级评定，推进物业社会企业发展和“物业+社工”服务模式，鼓励服务优质规模较大的物业企业整体连片承接老旧院落、保障性住房、拆迁安置等小区的物业服务；成都市司法局依托居民小区建立“抬头能见、举手能及、扫码可得”公共法律服务场景；成都市网络理政办设立“城镇居民小区诉求”专区，回应居民关于小区的疑点、难点、热点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管局推动社会企业落地服务小区……

成都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厘清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相关职责，建立分类分级联动响应机制，针对不同小区的差异化问题和多元化需求，强化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既补齐共性短板又回应个性需求。

老旧小区如何“解困”

成都市青羊区草堂街道的“浣花苑”，是2000年建成的“三无”老旧院落，共有114户居民。因体量小导致物业费收支不抵，物业服务质量下降，最终院落居民与物管带着怨气“分手”。

物业退场后，院落里财物丢失频繁、垃圾无人清扫、草木枯萎无人问。关键时刻，社区党委给院落“出招”，“这114户居民中党员家庭31户，发动他们带动群众自治。”

通过自主报名、群众意见征集，公开选拔成立的业主委员会走马上任，被动治理局面得以扭转。

推进基层党建，抓住“关键少数”力量同时，也可以通过发动社会力量解困。

青白江区东方新村小区，常住人口6000余人，周边无农贸市场，居民入住后，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菜市场。东方社区党委书记赖均勇说，菜市场虽便利居民生活，但杂乱无序，造成环境、治安等多方压力，“关还是不关，这问题让人头疼。”

东方社区先后召开 10余次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菜市场”不能“一刀切”。随后，社区党委牵头邀请居民和摊贩协商，商家签订《邻里集市公约》，明确摆摊时间、摊位线等，并由商家每月捐款200元作为社区基金，从绿化带打围、摊位划线、花架隔断等方面进行风貌打造，一个有温度的“邻里集市”应运而生。

既动员人力，也要嫁接物力，打造治理阵地。成都东部新区的芦葭镇葭新社区是当地首批农民拆迁安置小区。从“农民”变为“市民”，居民出现许多不适应。

从唤起乡愁入手，葭新社区在周边整理、租用7.5亩土地建成“吾家农场”，帮助居民共建共享“开心农场”，分享交流种植的果蔬，搭建起交流沟通的平台。

商住小区如何提能升级

作为典型高端商住小区，锦江区的塔子山壹号小区，业主以高学历、高收入人群为主，这也意味着业主对物业服务、文化生活等有着更高要求。

小区建成之初，面对邻里关系生疏、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等问题，小区物业成立了党支部，物业党支部根据居民需求梳理清单，对公共空间进行“微改造”，图书角、会议室、儿童娱乐区……一处处公益性、主题性的“幸福空间”拉近了居民间的距离。

同时，物业党支部利用小区智能系统和业主微信群打造“掌上议事厅”，发布小区各类事项，听居民“说事”、让居民“议事”、帮居民“理事”、向居民“晒事”、邀居民“评事”，让大家足不出户实时参与小区治理。同时，为鼓励积极性，推出志愿积分制度，让居民感受共治的收获。

在发挥物业能动性同时，发动“小区能人”带动自治，也是关键一招。

彭州市鸿运星城小区选贤任能，业主党支部书记李维宝成为推动协商问题、化解矛盾、志愿服务的“头雁”，居民满意度从42.7%提升至95.8%；温江区的恒大城小区汇聚文化骨干，办一份《恒大城社区报》，每个楼栋都有报栏，展示丰富多彩的小区生活；都江堰市国际名都小区成立“智囊团”，通过合法程序解决小区停车位只售不租、不动产证延迟不办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