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12月8日，郫都区现本土疫情，新冠警报拉响。

与一些城市大规模停工停产、封城断路不同，仅仅两天后郫都病例的传染路径已追踪明确，相关小区也及时封闭，防控、物流、管理井然有序。用四川省卫健委疫情防控组副组长栾荣生的话说：“迅速进入战时状态，但成都不会停摆。”

“不会停摆”的底气源自3年来持续推动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改革，源自对城市治理体制机制的系统重构，源自全市4万多个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社区事大家办”的广泛共识。

社区改革的势能，迅速转化为有力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强大动能，不仅筑牢了社区“第一道防线”，也使成都成为全国千万以上人口城市中感染率最低的城市之一，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经济恢复最快的城市之一。

被称为中国“第四城”的成都，是中国人口净增长最快的城市，2019年常住人口已突破1650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100万。过去10年年均净增长50万人，速度赶超深圳。2020年，虽有疫情，天府化危为机，成都双流机场总客运航班数量位居全球第8位；成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今天的成都，新经济企业达43.3万户，7家企业达到独角兽标准，159家企业达到准独角兽标准，成都市场主体增量位列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

成都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取得了城市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丰硕成果。由半月谈杂志社和同济大学国家现代化研究院组成的“成都社区改革调研组”曾五赴成都，始终如一的感受是：这是一座活力之城、善治之城，青春活力和市井烟火气糅合在一起，发展的自信和治理的有序融汇在一起。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更进一步强调，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治理平台，这恰是“成都之治”的底层密码。将新发展理念落实到社区基本治理单元，将社区改革作为城市治理与发展的逻辑起点，进而形成撬动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支点，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服务优势、人民群众的主体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双线运行、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一体推进的新格局。

上篇：社区改革发力点  

一切皆源自“成长的烦恼”。日新月异的大城成都，与处于城镇化加速期的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遭遇“青春期困惑”，交通拥堵、看病难、停车难，缺少养老托幼机构、没有公共空间，居民形成“孤岛”……老问题与新挑战叠加出现。

几乎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传递、夯压到最基层的单元格——社区，考验着社区的制度安排、组织体系、资源配置、服务供给。能否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施政者的必答题。社区改革，当先发力何处？

1 如何重塑社区凝聚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快速“长大”、社区急速扩容，在一个个庞大的“陌生人共同体”，如何重塑社区凝聚力？

以成都为例，目前这座城市实际管理人口已超过2100万，共辖3043个城乡社区、近2万个小区。4000户以上的大型社区有525个，“万人小区”超过200个。这些小区分为三类：

一是纯商住小区。位于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的和美社区，就是一个拥有8万余常住人口的全新纯商住社区。来自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年龄的居民期待有差异、需求多个性，给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和安全运行带来严峻挑战。和美社区干部与网格员加起来50人，要服务8万多人，可谓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在成都新一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这个问题更为凸显。一名社区居委会主任说，有的社区变得更大了，公共服务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层次不高与供给低效、覆盖面不广与匹配度不够等问题同时存在，居民获得感不强，对社区没有认同感。

二是城乡接合部混居小区。地处成都城北的物流大通道，成都新都区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小区是一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大型“万人小区”，近90%的居民是外来人口。街道党工委书记许玉川说，该小区一度有“三差”：治安状况差、秩序管理差、环境卫生差。

三是市中心城老旧小区。随着国企改革深入推进，很多家属区职工大院变成了普通的居民小区，“单位人”变“社会人”。“最难就是拆除小区违章建筑。”二仙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邹涛说，要劝导居民拆除违建，还要防止违建现象死灰复燃，太难了。在成都市的中心城区就有老旧小区（院落）4000多个，空间逼仄、人口密度高、环境脏乱差、公共配套缺失问题比比皆是。

面子脏乱差，里子一盘沙，如此缺乏凝聚力，社区怎堪作我家？

2 如何为社区真减负？

过去数年，“减负”是基层治理的热点词、关键词。只是，当社区的变化迅猛无前，减负的安排如何能应时而动，策略升级？

“我统计了一下，过去每年各种报表多的时候要填1000多份。”一名社区居委会主任介绍，下沉社区的各类政务服务“末梢”有30多个条线，有时候“一条线”就有好几个“需求”，都要求社区配合好，季报月报甚至天天报，光是应付各种报表就让社区干部崩溃，基本没有时间考虑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

成都市调研发现，社区治理由组织、民政、发改、财政、住建、人社、司法等40多个党政部门分工负责。这种状况在全国很多城市大抵相似。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创新和统筹协调，公共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社区“两委”被部门和街镇当作下级单位和“职能科室”，社区干部被动承接大量非社区职责范围内的各类行政事项，有的甚至还要承担上级压下来的招商引资任务，形成“九龙治社、一点承压”的局面。

调研发现，63.4%的受访社区工作者反映其很多精力用在了应付上级临时突击安排的各类事务上。这种状况就算到了信息化时代也没有根本改变，科技赋能变成了“科技负能”，几十条线下平台变成了几十个网络App和名目繁多的网络测评，社区干部深陷其中苦不堪言。

为了给社区干部减负，一些地方纷纷探索清单管理，但是在顶层设计未有根本改变之前，这些减负举措往往只能治标。一些地方由街道办事处向社区派驻“社区工作站”，试图把不属于居委会工作职责的行政性工作分离出来，实现社区自我管理和服务。但实际情况是，社工站的进入反而加深了社区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导致居委会“边缘化”“空心化”。在以往探索基础上，2020年12月1日，成都颁布实施全国首部《社区发展治理促进条例》，明确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并公布社区自治事项清单、社区协助事项清单、社区工作事项负面清单，列入社区工作事项负面清单的，居（村）民委员会有权拒绝办理。“这就意味着，社区干部终于可以依法对下派行政事务说不了，但关键还是要抓落实。”成都金牛区永陵社区居委会主任冷玉祥说。

3 如何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发展？

党领导基层治理，不可谓不根本，但现行党内法规制度对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主要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怎么领导治理还缺乏指导性意见和制度性安排，社区党组织在发挥领导作用上，还存在“摸着石头过河”“各显神通”的现状。

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例，现在，很多城乡社区都建立了这样的服务平台，但有“千台一面”的问题：一张柜台，几个政务服务窗口，群众来了就是“办点事”，“易进入、可参与、能共享”的亲民化活动阵地和服务内容少之又少。

在社区的最底层——居民小区，党的领导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实现途径，贴近群众的“最后一百米”往往成了治理盲区。调研发现，目前社区矛盾纠纷大量表现为小区物业纠纷，小区居民、业委会和物业机构针对维修资金使用、公共空间开发等利益焦点产生的激烈冲突此起彼伏。

“社区变得越来越大后，要实现精细化、精准化治理，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小区，但是小区党建还有大量空白。”一名社区干部介绍，目前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机构、小区业委会之间关系不顺、权责不清，小区治理事务缺乏法律法规支撑，而且很多小区并无党组织，就算成立了党组织，往往也是责任无限大、资源无限少的弱势状态。

很多社区干部认为，落实党领导基层治理的要求，首先是要让小区党建强起来，小区中的居民党员不光是要亮身份、建组织，而且还要结合实际探索推进制度创新，鼓励党员积极竞选小区业委会成员，把业委会和物业机构的党建真正做实，避免小区沦为少数利益群体的“利益场”。

4 如何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街道办事处作为社区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负责提供空间和设施，也负责管理运营，社区公共服务缺乏竞争。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公众个人权益意识不断增强，对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社会经济高速转型带来的社会失序，在社区治理层面突出表现为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不专业。

目前社区工作者队伍还存在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偏低、能力素质参差不齐等软肋，难以适应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需要。

如何创新完善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如何营造社会力量“可进入、可参与、可共享”的治理生态，已成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社区改革的一道必答题。

5 如何让社区治理保持创新活力？

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和经济社会活动集中之地。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城市逐渐向更为充实的三元空间发展，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密集出现，使社区变成一个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具备造血机制的“有机生命体”，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生动力源。

在系统推进社区发展治理改革探索之前，成都与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社区场景单一、业态单一、功能单一，社区只是居民吃饭睡觉遛娃遛狗的地方。社区公共资源要么处于“沉睡状态”，要么握在开发商、物业公司和驻地单位手中，居民缺少配置权，利用效率不高。

“守着金饭碗要饭吃，是很多社区曾经甚至是现在的生态。”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彪说。

中篇：社区改革路线图  

2017年以来，成都市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将城乡社区治理提升到城市工作全局高度，将城市发展战略聚焦于社区这一基本单元，于制度着浓墨，为活力留空间，理顺机制、统筹安排，勾勒出一幅疏密相宜的社区改革路线图。

1 重塑社区改革领导体系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驱动，构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形成内部贯通、执行有力的顶层设计，是成都社区改革的关键一招。

2017年，成都在全国率先设立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社治委），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任主要负责人，自上而下破解基层治理“多龙治水、各自为政、权责失衡、资源分散”等老大难问题。

——创新组织领导体系。社治委把原先分散在40多个党政部门的职能、资源、政策、项目、服务等统筹起来，变“政出多门、权责不清”为“政出一门、权责清晰”。

——优化组织协同联动机制和工作机制。在市县两级建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街道社区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立“社区发现、街道呼叫、集中派单、协同整治”机制。

——下移治理层级，推动党的组织体系将社会治理的末端从社区向小区院落延伸。成都市将离群众最近的小区院落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场，变打通“最后一公里”为打通“最后一百米”，强化居民小区、院落、楼栋党组织覆盖。目前，已在5381个居民小区建立党组织，25.6万名社区直属党员均所在小区支部报到，更归纳出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聚合力、植文化的“五步工作法”，让党组织和党员在小区院落中“发声”“发力”。

2 创新社区治理组织体系

成都意识到，要让共建共治共享在社区不是一句空话，理想的思路是建起“一核多元”的社区组织体系，打造多元共治合力有序参与的治理格局。

夯实基层社区组织体系，首先要让基层不为“无米之炊”发愁。成都市迅速把治理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把更多的资源、管理和服务投放到城乡社区，让服务在居民家门口集成、风险在社区一线化解、问题在城市最末端解决、共识在社会最基层凝聚，夯实了城市治理的底部支撑。

——整合运用辖区内各类资源，动员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目前，全市近千个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社区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健全，61个社区综合体、3043个党群服务中心、2354个小区党群服务站在群众“家门口”提供集成服务。

——鼓励并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公共政策扶持、各类基金引导、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 引进和培育一批社会组织、公益机构以及非营利的市场主体，实现专业化、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供给。2018年，成都市县两级全部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街道全部建立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如今成都每年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资金超过1亿元，各社区均有4个以上社会组织。

——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和居民议事会等群众组织作用，实现社区治理重大事项由下至上的“倒流水”作业。居民议事会发端于成都，已有十余年成功运行经验，光彩不减。今天的成都社区居民议事会，在党组织领导下民主议决规划社区建设，使用社区资金，推动社区建设，有声有色。

3年来，成都市摸索出凝聚党员线、健全自治线、发动志愿线、壮大社团线、延伸服务线的社区治理“五线工作法”，全市1.3万家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专业服务，3.2万个群众性自组织在社区开展活动，9.6万名议事会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决策，220万名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一核多元”理想成真。

3 优化社区改革人才体系

社区发展要想可持续，就必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和稳定性，巩固社区治理的智力支撑。为社区治理“补课”“充电”，成都做到了什么？

——不断健全职业化、专业化的专业人才支撑体系。成都市制定了《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对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职责、招聘和任用、管理、薪酬福利待遇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建立了社区后备干部递进培养和导师制度。2019年，全市每个城市社区“两委”配备社区专职工作者5到11名，每个涉农社区（含建制村）“两委”共配备社区专职工作者3到9名。

——不断完善专业人才激励政策。积极探索面向社会跨地区选拔优秀人才任社区党组织书记的制度，并加大实施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进入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常态化制度；专门成立了社区发展治理咨询委员会，建立了首批市级社区发展治理人才库，建立了面向“蓉漂”的人才公开招聘渠道，并吸引社会工作专业的优秀党员大学生、退休党务干部和党员复退军人到社区工作。

——积极利用各科研院校和专家学者的智力智识，完善创新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经验和模式，推进社区治理理论创新。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企业等资源平台，开展社区治理的调查研究，并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鼓励高校院所在社区设立研习基地，并支持成都大学设立社区发展学院。

4 充实社区改革资源体系

社区改革的资源从哪里来？除了上级投入，成都更创造性地想到“取之社会，用之社区”，借鉴市场体制经验，以社区企业为资源盘活平台，从新社会阶层到志愿者，都可为社区治理出力，同时参与相应利益分配。

成都是全国第一个从市级层面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允许企业以社会企业为经营特点标注在名称中的城市。如今成都市经过认证的社区企业一共有73家，居全国第一。

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社区企业好在哪里？

——通过“股份”形式实现社区公共或私人空间的“确权”，为盘活社区空间提供了可能，从而有效整合城市多重产权属性的社区空间。

——盘活社区沉淀的大量志愿者，通过积分兑换、志愿服务等值交换等方式，帮助实现社区冗余价值变现。

——社会企业将社区零散空间加以集中，并让志愿者参与管理，以较低成本构建属地化的社区服务体系，有效弥补了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短板。

以前是“拿钱办事”，现在是“赚钱办事”，社会企业为社区发展治理注入的是活力，更是想象力。

5 完善社区改革投入体系

强化财政支出的“社区属性”，创新社区改革资金使用方式，构建新型的社区财力保障机制，是成都为社区“扎紧钱袋子”的关键举措。

——建立了市、县两级预算的社区公共财政制度，仅社区保障和激励资金每年就达17.7亿元。其中，市级财政将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相关经费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保障范围并加大对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以奖代补力度，全额保障社区工作者职业薪酬和社区工作经费。公共财政分别按“10万元+1500元/百人”“25万元+4000元/百人”的标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拨付社区专项保障资金，专项用于社区公共服务和发展治理项目。

——创新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经费保障激励机制。成都分级整合市县两级城市社区和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 建立保障资金和激励资金双轨并行的社区发展治理经费保障激励机制，市和区（市）县分别建立社区专项激励资金，优先支持党建引领、服务居民、社区营造、居民自治等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成效突出的社区和街道（乡镇）。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大力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在社区编制规划、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社区文化培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成都皆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2020年起，成都社会组织承接购买服务支出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比例将保持在5%以上。同时，成都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老旧城区改造、特色街区打造等领域，探索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治理建设。

6 寻求社区改革的发展体系

社区改革与社区发展如何协奏？成都以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为统领，理顺治理与发展的逻辑关系，实现发展和治理一体化推进。

与其他城市强调社区治理不同，从诞生之初，成都社治委就将发展放到了治理的前面。发展让社区充满活力，治理让社区拥有秩序。治理的目的是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的治理，实现治理和发展同频共振是成都社区改革的主要考量。成都市理顺的是从单一外部行政力量倾注转向激发社会多元内在活力的城市发展新逻辑。

以“社区治理”到“社区发展治理”体制机制之变推动实现高效能治理，以“产城人”到“人城产”营城逻辑之变赋能高质量发展，成都明确不再向街道分解经济指标和招商引资任务，按照“5+X”模式重构街道（乡镇）内设机构，建立街道权责清单制度和事权下放准入制度，强化街道党的建设、居民自治、民生服务、综合管理等重点职能。产城一体建设和生产生活场景怎样叠加？成都全城统筹布局建设14个产业生态圈和66个产业功能区，形成了以城市生活宜居性、要素匹配高效率和协作配套便利度为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18年，成都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的实施意见》。2019年，出台全国首个市级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明确社区发展目标、分类治理路径和理想社区“七大场景”，对社区综合体、党群服务中心、背街小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改造后的公共空间提供教育、医疗、体育、绿道、益民等五大民生领域资源，不但落实了15分钟生活圈，培育社区创业就业体系，还创造了一大批全新的工作岗位，有效提升了社区创新创业和吸纳就业的能力。“社区营造”中，涌现出一大批社区规划师、社区志愿者，专业社工超过1人，产生了一大批新业态、新经济模式，治理势能转化成了发展动能。

下篇：社区改革活力秀  

3年多来，成都社区改革的探索和实践由涓滴而成洪流，独树一帜的“成都模式”呼之欲出。这是一套符合特大城市发展特点和运行规律的城乡社区治理方法论，以此为催化剂，锦官城实现了居民有实感、社会塑认同、城市添活力。

1 党建引领形成共治合力

青绿色的老式内燃机火车头搭配红砖灰瓦的老式车间，5层楼高的卡通熊猫巨幅画像立于街角，整洁的街道两旁装饰着各类新潮艺术“涂鸦”，不少“网红”小景点引游人驻足拍照……这便是“重生”后的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槽社区。

作为成都老资格的万人社区，下涧槽社区以前是中车成都公司家属区，居民超1.4万人。2015年开始，家属区开始与企业“脱钩”，人多事杂，社区改造过程异常艰难。

“推动化解社区治理难题，党员干部一定要带好头、会带头。”二仙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邹涛说，社区为此设计出区域化党建新机制——党建联盟，发动社区两委所有党员，一家一户登门做工作，并在社区选了一栋楼搞试点，展示改造效果。

尽管年事已高，在此生活了50多年的老党员姜长盛仍坚持敲门走访：“有一家住户，第一次上门就把我轰了出来，我又去了3次，他们最终理解了环境改造的重要性。”

改造收官之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住户写下一篇感想，段段回忆引发大家共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区疏于管理，私搭乱建未受约束，楼群周边‘长’出若干棚户……微信群里常见转发‘留住老成都的记忆’，总是配下涧槽的照片，可见我们这里是被遗忘在上个世纪的古董。”

如今再到下涧槽社区，看到的是布局合理的停车位、精致的社区活动中心，“空中蛛网”早已消失无踪。“原来不少因为环境差而搬离的老邻居又搬回来了！”姜长盛说。

在社区的灯光球场，成员平均年龄62岁的“韵美”老年舞团风雨无阻地排练着年末节目。70岁的陈华筠说，她创立舞团已有20年，以前只能在坝子里练舞，风吹雨打，条件艰苦，现在既有室内的免费排练场所，还有专业老师指导，“安逸得很”。

而今，姜长盛每天上午都会来社区主院落的户外活动中心喝茶聊天：“旁边的党群服务中心可以办社保、处理车辆违章、办护照，还可以补衣服，理一次头发才7块钱，方便又实惠。”

党建穿针引线，织密社区善治。成都社区基层党组织主动向院落、楼盘、商圈、驻区单位等延伸，7575个居民小区党组织编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群众全覆盖网络。

有了党建引领，怎样发挥共治效能？成都市主动赋予社区“三权”：重大决策建议权、下沉社区事项统筹协调权、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考核意见反馈权。

基层权能改革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也吸引了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据统计，每年成都市投放各级专项基金约1亿元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全市1.3万家社会组织在社区提供专业服务，3.2万个群众性自组织在社区开展各种活动，9.6万名“议事会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决策，220万名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下涧漕社区通过探索“一元租金、资源换服务”，以1元/年的租金将灯光球场、邻里月台分别交由院坝文化、爱有戏等枢纽型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进行管理运营，年均为周边居民低偿提供各类服务200余场次、价值超过300万元，实实在在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

在成都，很多社区已试水公益性质社区基金，既可反哺社会组织，又可推进社区公益，真可谓“社区提效能、企业得发展、群众享便利”。

2 场景营造激发城市活力

锦江畔人行步道宽敞整洁，黄葛树、蓝花楹等乔木树干上的创意涂鸦引人注目，书店、花店、咖啡馆在路旁星罗棋布……这里是成华区猛追湾街道望平社区的望平滨河路，这条1.4公里的慢行街区，通过充分挖掘锦江水景价值，推动老建筑有机更新，川剧社、成华工业史长廊、猛追故事馆等特色场景陆续亮相，怎不吸引蓉城人来耍？

望平社区党委书记谢生平表示，社区营造首先要挖掘社区的场景价值，在营造过程中，社区各方力量得以凝聚，内生动力活了；场景作为价值共享平台，自然引得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外部推力也有了。

在望平，场景营造既讲时机——七夕节、美食节、创意市集都是这里打造的消费场景；也追求可持续发展。近两年来，望平社区已成立6只社区微基金，其中有3只是驻区单位和企业自发成立的，用于社区公益活动、文创产品推广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场景营造激发社区活力的故事，在成都可以讲不止一个晚上。民谣歌手赵雷的一首《成都》，唱响了成都也唱红了玉林。鲜有人知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建设的老社区，成都武侯区玉林北路社区有89个老旧院落，缺少绿地、无法停车、服务恶劣，居民投诉率居高不下。

为改变社区状况，2018年，玉林北路社区依托电影《前任3》的取景地，将沿街商铺重新改造招商，创建了“爱转角”主题文创社区；聘请专业的物业公司入驻，导入“信托制物业管理模式”，由社治委和社区购买服务，委托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监察物管费，居民可随时查询。老资格社区，活了！

在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看来，社区首先是一个空间场域，而非行政概念。影响场域的核心是人，而非官员。“场景营造”正是为社区打开更多可能性场域，创造新生活方式的探索。从场景的想象力到群众的幸福感，其间距离并不太远。

3 社区企业提升社区价值

2018年，在成都武侯区黉门街社区，28位居民为了解决社区发展痛点，每人出资1万至2万元，在股权登记表上按下红手印，成了成都市首家服务居民的社区公司——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邻”）的股东。

作为领头人的黉门社区党委书记申民辉心怀忐忑，他担心自己出任“宜邻”董事长引来非议和调查，也害怕居民入股资金亏损无法交代，但又隐约觉得这是未来社区改革发展的方向，是一件“大事情”。

3年过后，“宜邻”已经成为形塑社区美好生活的综合服务平台，是4家社区企业的股东，全面提供社区医疗、托幼养老、老年餐厅等服务，建立了标准化的净菜加工基地……

针对社区治理中治理主体碎片化、市场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成都市于2018年3月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如今成都市已有社区企业73家。社会企业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成都社区发展带来了可持续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在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委书记张彪牵头成立了一家社区企业，47名专职社工将原本分散的社区空间用得风生水起，为社区居民解决居家养老、婴幼儿早教、早餐夜宵等刚需。公司的104个服务项目既有公共服务，也有公益服务和市场化服务。大家做完公益服务后还可获积分，再向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能抵扣现金。目前，企业已步入自我造血良性轨道。

张彪的愿望是做一个开放型的社区企业平台，未来“人人是股东，人人都享受服务”：“随着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社区的资源价值完全可以重新定义。”他认为，社区社会企业能以较低成本盘活此前难于彰显的这一价值，就是对社区治理做出的最大贡献。

3年多来，成都市强化源头治理、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来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成效已逐渐显现。随着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15分钟生活服务圈”“15分钟公共交通圈”“15分钟公共服务圈”“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初步形成，锦官城的微观面貌，正在焕发更为蓬勃的光彩。

这座已连续12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的城市，这座以织锦名扬千年的古城，正在新时代用心编织一幅别样的蜀锦长卷，不仅针脚细密，更带着生动、安逸的人间烟火气。是的，朋友，请来天府之国看看这幅“社区改革”的斑斓长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