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应对疫情的斗争中，无论是应急状态防控还是常态化防控，社区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成都疫情防控歼灭战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夯实社区这个前沿阵地，把力量配备好，把环节衔接好，把组织动员好，把物资保障好，把系统匹配好，把质量管控好，早日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期《锦观智库》采访省委党校教授张立哲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焦永利，就疫情防控下的社区与城市治理建言献策。

“应急共同体” 可以变成“治理共同体”

9月1日，成都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居民也就地转为社区（村）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核酸检测、秩序维护、物资转运等服务保障工作。面对突发状况，这样的“应急共同体”如何能够更好发挥作用，协调配合，战胜疫情？对此，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张立哲提出了建议。

张立哲：从近年的防疫实践来看，成都很多街道和基层社区将抗疫队伍分为招募培训、组织筛查、物资运输、邻里互助和安全监督等小组，搭建起了以“社区+志愿者”的“联动模式”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提升了基层社区防疫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这种高效、迅速的动员能力主要是依靠党组织引领得以实现的。目前，这种以志愿者群体为重要力量的“平战”相结合的“应急共同体”已在成都建立起来，将日常的党建引领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治理实践转化为疫情防控中凝聚合力，有效组织动员志愿服务能力。

以社区为主要场域的“应急共同体”是一个涉及协调多元主体、整合多方资源的集体行动，基层党组织能通过宏观的政治引领、中观组织动员与微观的党员参与，将党建有机地嵌入社区治理中。我认为，可以在传统自治、法治、德治理论基础上，搭建起以党组织动员为中心的“一引三治”框架。在这个结构中，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推动了社区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

第一，通过政治引领作用凝聚应急管理合力。内嵌于基层社区、基层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基层党组织网络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通过健全“党组织+社区组织+志愿者”联动机制，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社会组织、党员群众、志愿者队伍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利益互嵌的社区防疫网络。在日常情况下，由党组织牵头招募培训志愿者，打造人力资源蓄水池；在非常态化情境下，由党组织紧急整合人力资源，引导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工作。

第二，通过法治保障作用增强社区治理的刚性。法治可以有效弥补自治与德治软性约束的缺陷。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规范及一系列党内法规规定，基层党组织可以依托组织优势实现法治资源的可及性，为社区应急治理构建法治基础与设置秩序底线，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社区法治化应急有效结合。

第三，通过德治教化作用激发人民群众参与防疫的责任感、义务感。基层社区既是道德共同体，也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党组织将德治融合到社区居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仅能为居民提供情感支撑，还有助于培育社区的公共精神。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和“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获得居民的认同，以制度安排与社会网络密切党群关系，实现价值引领与行为塑造，培育夯实认同意识、归属意识、责任意识等社区共同体意识。

第四，通过自治强基作用提升基层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评价指标在于面对突发事件时自我恢复能力。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内的党员资源与其他社区资源整合，党员是党组织的人格化具现，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治身份，具有强烈的引领示范性效应，应凭借身份引导，带动社区内各种力量一起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等工作，提升基层的自治能力。

常态化疫情防控，凸显了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当前发挥实效的“应急共同体”可以在疫情结束后进一步转变为常态化的“治理共同体”，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树立“政治引领”与“自驱自发”相结合理念。社区治理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双重性，需要强调“政治引领”与“自驱自发”相结合。一方面，公共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发挥对社区治理的引领、保障与兜底功能，不断强化社区的公益性、服务性。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通过整合统筹社区志愿者队伍等潜在资源，改进社区规划，建立便捷安全的邻里空间，促进居民亲密友爱、守望互助，以实现社区问题乃至疫情防控的在地解决。

第二，加强党组织建设。社区防疫队伍中，有社区党员、一般干部、社会志愿者，也有各级机关派驻社区的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党组织可以通过其自身组织网络及制度体系来重塑社群团体的组织模式，推动多元组织“被组织化”和“自组织化”,引导多主体有序地向结构化方向迭代，实现组织凝聚和共识整合。在未来的基层治理中，可以社区党组织、社区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为基础，联动不同领域单位协同合作，实现党员的共同管理与服务，将疫情中“联动联防联控”非常态化应急治理状态过渡到“共建共治共享”的常态化治理状态，把抗疫经验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服务群众的新方法、新举措。

第三，以疫情防控为契机建构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大部分志愿者处在“关系在单位、生活在社区、服务在社会”的状态，他们的“热情”应该被更多外在的激励措施所承认。可以进一步健全志愿者服务激励机制，根据服务时间和贡献，颁发志愿者纪念证书和进行表彰；对遇到特殊困难的志愿者进行救助。将单位评优与志愿服务时间、质量结合，通过构建志愿服务长效机制，让志愿者队伍释放更多的活力，在未来的基层治理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城市治理赋能。

城市虽然慢下来 但韧性治理的响应要快起来

当前，成都疫情防控歼灭战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成都如何既以快制快，坚决果断开展应急处置，又把措施谋划得更周全一些，确保该管的管起来、该慢的慢下来、该停的停下来、该保的保到位？如何夯实基层韧性的社区根底，打造“城市安全健康单元”，提升城市韧性治理能力？对此，焦永利教授提出了建议。

焦永利：一座城市连续经历几轮疫情冲击，客观上对城市的应急处置能力带来更多压力、挑战，疫情防控的应急状态对居民生活、城市运转、各项功能运行造成短期冲击。成都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以快制快，尽快切断病毒传播链条。要及时对城市治理理念、策略和手段等进行快速调整应对，积极吸取各地积累的经验教训，努力把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实现最好的总体效果。

一是坚持底线思维，保障居民生活和城市核心功能正常运转。超大城市是庞大的生命体、有机体，家庭是最基本的细胞，生活物资流通的“最后一公里”与“最后100米”则是维系细胞健康代谢的毛细血管。常态条件下，这些系统相互依存、正常运转，维持城市这个巨系统的健康运行。所以，进入应急处置状态下，维护最基本的生命线是最为重要的。其中，物资保障是一个关键环节，要努力保障城市的粮油、肉类、蔬菜等生活物资有序流通，做好大规模调配运送、仓储分拨、终端配送等环节。同时，要重点关注病人、高龄独居老人、外来务工者等群体，做好相关服务保障，确保托底服务。简言之，城市要慢下来，但维持城市生命体基础新陈代谢的血脉运行要努力保持畅通，医疗等基础功能要维持有效运转。

二是强化服务思维，保持城市治理的透明度、有序度和温度。为了保障城市在特殊状态下的有序运行，要迅速构建紧张而有序的综合服务格局。一要做好信息服务，进行准确、及时、持续的信息发布，稳定社会预期。二要做到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及时下沉，补充夯实基层管理服务力量，应对“瞬时并发”的居民需求。三要做到政府上下级以及部门间的高效沟通，避免在关键环节出现堵点。四要树立“为服务者服务”的意识，建立“政府服务基础市场功能正常运转，市场主体服务社区，社区自我服务”的格局。超大城市有着规模庞大且多样化的居民日常需求，单独依靠政府力量无法应对，必须要让市场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运转和发挥力量，这也是深圳等地在最新一轮疫情防控中探索的重要经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在相关领域的服务保障上尽可能提供便利，加快从管理思维转向服务思维。五要快速启动社区自组织与自服务机制，发挥党员、楼栋长、社区志愿者和网格人员的重要力量，承担好物资保障、重点人群服务、心理关怀等方面的任务，提升“邻里”黏性和特殊时期居家经历的感受温度。

三是创新数字思维，提升居民需求的响应灵敏度和城市运行的智能韧性。超大城市每日消耗的大宗物资具有一定稳定性，相关数量信息要注重在平时收集，构建合理的储备体系。在应急状态下可能会有一定波动，物资保障与流通要能够及时将交通、商务等部门掌握的数据与市场端相关信息进行汇总，推动线上线下渠道融合，提升信息共享能力。要通过“市场多运转、数据多跑路、算法多发力”，达到保持响应灵敏度的同时减少物资、人员流动的综合目标，推动线上场景承担更大作用，如在线诊疗、智慧政务等。城市水电气网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居民生活品质，为此，要强化近年来推动的新基建、城市大脑等智能化技术的运用，提升城市设施运行韧性。未来可以加大无人车、无人机等无接触配送场景的推动力度，深化智能物流体系建设，特别是在新基建与城市更新项目中可以考虑纳入专用“物流管道”体系，打造一批“物流到户”小区，做到“仓到家”的智能化、自动化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