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央文明办决定，先行开展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试点工作，成都正是试点城市之一。连续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之后，成都的文明城市创建走向“典范”阶段。

作为全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一个，“全国文明城市”被视为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誉，“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更是皇冠上的明珠。

但在知乎、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上，这一话题只是偶有讨论，也有一些声音对“创城”不太“感冒”：城市赢一个称号跟市民有何关系？“一阵风”的创建之后能给城市留下啥？

如何把文明城市的创建行动落到城市发展的优势和市民的体验上去？怎么把创建转化为稳定、长期的社会规范和效果？以“典范”为目标的成都，不得不思考和探路。

成都是一座拥有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行动中应遵循城市发展哪些特质？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日前，记者对话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听听他们的建议和思考。

成都“出亮点”要抓住城市特质 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三种“意识”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鲍宗豪是《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5年、2008年、2011年、2015年版首席专家，也曾指导多个城市“创城”。

在鲍宗豪看来，成都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要把握“幸福城市”的特质，以民生工程的落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要注重道德精神、志愿服务精神、人文精神的重塑和政治意识、规则意识、文明意识的培育，以此重塑城市精神。

鲍宗豪谈到，从创建来看，成都要在2021年、2022年的测评中排名必须靠前，才有可能获得参与明年第一届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测评的资格。所以，要依据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结合成都实际，突出争先创优进位要求，注重“抓重点、破难点、出亮点”，形成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工作标准，对各区（市）县和市直部门进行测评。

成都“出亮点”要抓住城市的特质。

一个是“幸福城市”的特质，可以说居民幸福指数既是成都的一张名片，也是近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的价值诉求和取向。过去有人提出将居民的幸福指数纳入指标体系，但我们觉得用“幸福”作为评价标准来测评全国文明城市，主观性太强。民生的幸福感、幸福指数可以通过大量民生工程来提升。如通过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能解决公共卫生、老龄化及社区医院短缺等问题；通过提供多元化、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可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还可以通过实现蔬果生产就地化、本地化、以减少蔬果运输所产生的大量碳排放；推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建设紧凑型城市，减少耕地占用，能够实现低碳交通。只要这些做好了，居民的幸福感自然就上去了。

另一个特质，是重塑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支配市民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导向的精神力量，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重塑城市精神包括道德精神的重塑、志愿服务精神的重塑、人文精神的重塑、政治意识的培育、规则意识的培育、文明意识的培育。

以上有关三种“精神”、三种“意识”的培育，实质上是将“思想精神”层面的内容，转化为相对统一的规范、有序要求，作为相对统一的测评标准，融入城市的日常工作、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思想精神”的重塑，在千百万人可感知、可参与、可重复、可修正完善的“创建”活动中，逐渐内化为市民的意识与日常行为，内化为政府与市民“文明共建共享”“文明共治”的制度安排。

以上重塑三种“精神”、培育三种“意识”的过程，也是重塑一个城市的“城市精神”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在创建过程中形成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上海塑造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成都需要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过程中，塑造自己的城市精神。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成都应站在市民的角度去拉需求清单

成都已经连续五届蝉联“全国文明城市”，那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应在过去的基础上实现哪些突破？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第一批第二批市民观察员杨一帆认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就是领军者和优秀者的区别。比如在某个行业中，那些有示范性、处于领军地位的企业本身一定是优秀的，同时其价值观更是具有包容性、多样性、韧性、弹性的。对于城市也是如此，典范突出品牌和价值，是长久的学习力和深远的影响力，而不只是“答题”能力。创建文明典范城市必须紧紧抓住“人”这一核心要素，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惠及人民的发展举措、坚持依靠人民的发展路径。

当前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可以找到哪些着力点？

杨一帆认为，坚持用者思维，站在市民的角度去拉需求清单。2100万市民数量多、多样性强、诉求多，那党委政府就要化繁为简来抓重点短板。杨一帆建议找到重点场景和重点人群作为突破口，一事一议解决问题。

以重点场景来举例，现在露营非常火，那能不能做一些小贴片、二维码通过流动宣讲和散发传单等方式来引导市民？市民喜欢在草坪上搭帐篷、烧烤，是不是可以通过流动贩售车、租赁帐篷等社会力量来解决市民的需求？更进一步来说，市民搭帐篷最大的需求和动力是为了亲近自然，因为生活在城市离自然太远了，未来越来越多的自然空间打开，在城市周边、社区街道就能亲近自然，市民也不见得会一窝蜂地搭帐篷。创文创典工作要和儿童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区、自然生态教育等工作结合起来考虑。

以重点人群来举例，杨一帆觉得是抓“一老一小”，他们对于文明行为的诉求更高。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中，市民之间的互相教育、代际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小孩易变性强，老人的稳定性强。比如，老人的一些行为未必是故意的不文明，只是需要学习和转变的时间比较长，教育好小孩，让小孩和年轻人更多地理解老人的不便、浸润老人的心理、改变老人的认知，他们完全会成为城市文明的参与者，就像已经看到的“北京朝阳大妈”“成都武侯共享奶奶”一样。

最后，成都要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不仅是要达标，还要超标，这样城市的文明才是“有魂”的。杨一帆认为，在标准之上的“超标”内容就是激活成都的城市精神，让成都友善包容的城市精神成为全国文明城市中的一张名片。

成都自古是商埠，五方杂处，八面来客，城市发展的脉络涵养出包容的城市精神。在当下，成都人好客友善、乐于助人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三环路救人”事件就让成都登上了热搜。在成都，你可以看到环卫工人随时到红旗连锁倒热水，五星级酒店给快递小哥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和放外卖的地方，这是城市的细节，更是温度的体现。

在杨一帆看来，我们不缺城市的文脉，只是需要创造条件在当下的语境下激活、传播、辐射。这需要精准深入地推动城市与人民的互动，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落到创建文明典范城市的日常工作中来。

我们要让各自的需求表达出来，要有参与的意识，要有表达的渠道。如果有需求表达不清楚的，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走到他身边去了解，用现代化的手段、技术去了解，再把需求汇集起来。同时，城市的建设和治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要提高人民对“人民城市”的认知和素养，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也要让人与人联系在一起，让公园城市成为一个互爱互敬的交往空间。